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手握一对自闭症哥哥Lawrence和普通娃弟弟Vincent组合的妈妈。我常年混迹于特殊教育圈，一直以为请律师上法庭这样的事情离我的生活很远，没想到去年托娃的“福”，我也亲身体验了一回“秋菊打官司”。
2020年2月的小插曲
我家老大Lawrence在2岁半时被诊断为自闭症，随后接受了9个月的早期干预。早期干预结束后，他被转到Parsons preschool *12-1-2的班级，继续接受学前特殊教育。
*12-1-2的含义: 12个孩子一个班，班里有1名特教老师和2名助教。12个孩子都有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这其中又以自闭症, 多动症和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占多数。
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每年都要进行测评。家长和教育局在该学区的代表(district administrator)根据测评的结果共同决定孩子新一年的个别化教育方案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Lawrence也不例外，为了准备4月份的IEP会议，特教老师Ms. Amy 1月底就让他接受了DAYC-2的测评，DAYC-2的全称是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of Young Children 2nd Edition， 旨在识别出生至5岁11个月的幼儿在认知(cognition)、沟通(communication)、社会情感发展(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身体发育(physical development)和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 5个不同领域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的标准化测试。
(Lawrence的测评结果)
测评结果显示Lawrence在认知、社交或情感能力、自理生活能力(适应性行为的一个方面)以及精细动作都达到了average的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average不是通常意义上的50%，而是统计学上的标准正太分布。因此即使Lawrence的认知能力只排在34th， 精细动作能力也只排在39th，但还是属于正常范围内。
因为有好几项指标达到average，再加上言语治疗师也建议Lawrence从言语治疗ST(speech therapy) 毕业。所以，特教老师Ms. Amy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校长Dr. Gingsberg，二位商量后决定让Lawrence试一下15个孩子的融合班。
当我得知这个决定时兴奋不已，深深为Lawrence的进步欣慰。只是没想到这是一幕反转剧，下午2点半Ms.Amy来电说Lawrence今天的表现不理想，注意力涣散，不仅擅自离开座位和其他孩子抢玩具，而且在老师出面制止时不听从老师的指令。校长和我一致认为 “he was overwhelmed”，现在升级去融合班还为时过早。
在经过融合班“半日游”之后，Lawrence又被退回了12-1-2班级。这个小插曲让我意识到Lawrence的认知能力和行为的不匹配。按照认知能力，他完全跟得上融合班的进度；但在行为上，还是无法很好地遵守班级纪律。
终止言语治疗ST
(speech therapy)
WHO 在2020年 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流行病，15日下午纽约市长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关闭全市所有的学校。
一时间，所有的教学(包括各种therapy)都改成了线上，这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Lawrence目前speech therapy强度的机会。
年初言语治疗师Ms.Diana就建议终止他的ST，理由是Lawrence已经达到了使用3-5个单词组成句子、表达自己想法的标准。而更高难度的ST不在公立学前特殊教育提供的范围内。
我陪Lawrence上了几次ST，正如Ms.Diana所说目前ST的难度对他没有任何挑战。既然如此, 还是不要占用公共资源，把它留给更需要的孩子吧。于是，我同意终止Lawrence的ST，但决定要在IEP会议后才能正式生效。
突如其来的意外
上一年度的IEP会议是在2019年4月开的, 按理来说2020-2021年度的IEP会议应该在2020年4月底之前结束。但疫情的爆发打乱了一切，IEP会议被一再推迟到5月22日。
IEP会议的前一天，Ms. Amy特意来电与我再次确认了明天IEP会议的目标：Lawrence继续留在12-1-2班级里，并接受每周2次的职业治疗OT (Occupational Therapy)。挂断电话的我心情大好，感觉明天的IEP会议就是板上钉钉，走个形式而已。
第二天到了开会时间Ms.Amy还没有邀我加入，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原来Ms. Amy和 Gypsy Waithe (district administrator) 对Lawrence的IEP有分歧，场面陷入僵局。
此时我连线进来，Gyspy直截了当地向我表明了她的决定，她决定从明天起终止Lawrence的IEP，并让他9月份和正常孩子一起入读*UPK(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 Program)。
*UPK是纽约市为年满4周岁幼儿提供的免费学前班项目。
好好的一个IEP会议，瞬间变成了一个辩论会。
Round 1：
正方一辩Gypsy：判断孩子发育迟缓是否严重的标准是t-value值，必须要有2个领域t-value值低于-1.5或者一个领域t-value值低于-2.0，这样的孩子才符合IEP的标准。Lawrence 只有一个领域t-value低于-1.5。
反方一辩L&V麻麻：心理医生的诊断报告显示Lawrence是个谱系孩子。 自闭症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和其他配套服务的权利是受到法律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 保障的。
Round 2：
正方一辩Gypsy：虽然Lawrence是谱系孩子，但我们的评判标准是自闭症是否adversely affected，学校里的speech therapist都建议终止他的speech therapy，可见他的程度不严重。他虽然有些minor defect ，但比起我手头上的其它案例，根本不算什么。
反方一辩L&V麻麻：Lawrence虽然有语言，但不能很好地使用语言进行社交。特教老师让他试过融合班，结果又被退回到12-1-2班级。连融合班都无法适应的孩子，如何一下子跳级到普通班？
Gypsy强势地主导着IEP会议，她反复强调着t-value是她判断的唯一标准，始终坚持要终止Lawrence的特殊教育服务。半小时过去了，双方谁都无法说服谁，场面再度陷入僵局。最后Gypsy说，你们要是不满意我的决定，可以去看儿童发育行为医生(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ian)，也可以请律师打官司，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的我都懵了，剧情反转太快，完全没有头绪。我的玻璃心被Gypsy的那一句“他虽然有些minor defect但根本不算什么”给击碎了。
在我眼里Lawrence是我的miracle child，他的那些minor defect是通过特教可以改善的，可是现在Gypsy却剥夺了他接受特教的权利。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于是跟队友提议请律师打官司，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付美国人。
当我把准备请律师打官司的想法告诉校长Dr.Gingsberg时，校长也对Gypsy的决定感到意外。但校长叫我们不要担心，即使Lawrence被终止IEP, 9月份他仍可以以正常孩子的身份继续留在Parsons preschool读融合班。我们会提前和特教老师沟通，照顾他的特殊需求的。校长的一席话就是我们的safety net，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我们决定放手一搏。
准备绝地反击
到哪里去找special education lawyer？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群发短信给Lawrence所有的therapist。没想到ABA老师Ms. Stella回复了我，她告诉我，她带的一个孩子的父母之前请的是某家律所的律师，让我们不妨试一下。
收到链接后，我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队友则立马致电律所，按照律所的要求，把Lawrence之前所有的测评报告整理后，一并发送给了律师。
律师这边很顺利就敲定了，麻烦的是预约儿童发育行为医生, 尤其是在纽约市的封城期，所有的医院都严格限制医生接诊量，而且很多医生还不接收新患者。
儿童发育行为医生也是儿科医生，他们除了接受儿科医生的培训外，还要额外接受了3年的儿童发展和行为问题培训。与儿科医生侧重孩子身体健康不同，儿童发育行为医生主要是通过测评诊断孩子是否存在发育迟缓或行为问题。
我索性打印出United Health Care里所有in-network的儿童发育行为医生，逐个打电话。
从早期干预的测评预约，到学前特殊教育的测评预约，再到现在的儿童发育行为医生的测评预约，一路走来我对打电话预约已有心理阴影，回想起来是一种隔夜饭都要吐出来的恶心。
也许一切都是好事多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Flushing Hospital的Dr. Kaleena愿意接受我们的case。
就诊儿童发育行为医生
要得到一份儿童发育行为医生出具的测评报告，一般需要看诊4次，疫情期间我们选择了线上和实地测评各2次的方式。
第一次就诊是在zoom 上进行的，我们概述了一下Lawrence的大致情况，肯定了过去一年他在特教老师和各位therapist的帮助下取得的进步，同时也表明他在language、home behavior、school behavior、social、play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concern。Dr. Kaleena根据我们的谈话内容制定了后3次看诊的计划。
第二次看诊是在Flushing Hospital的儿童成长发育科室进行的Kaufman Brief Intelligence Test 和 The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Scales Second Edition(OWLS-Ⅱ)两项测试，前者是语言和非语言的智力测试，主要测评认知能力；后者是一个标准语言能力测试，主要测评学龄前儿童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
Lawrence的智力测试结果排在86th，但在语言能力测试中仅排在27th, 相当于3岁7个月孩子的语言发育水平 (测评时的实际年龄是4周岁)，这方面有半年的落后。
Dr. Kaleena说 Lawrence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也是Gyspy想要终止他IEP的主要原因。但他的智力和语言能力严重不匹配，所以还是需要通过IEP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discrepancy。
第三次看诊是在Flushing Hospital的儿童成长发育科室进行了The 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 – Module 3 (ADOS) 测试。ADOS是一项activity-based 的测评，通过个人的沟通技巧、社交活动以及受限和重复行为，来判断儿童是否属于自闭症谱系孩子。通过这项测试确认了Lawrence是谱系孩子。
第四次看诊在zoom 上进行，Dr. Kaleena说跳过融合班直接从12-1-2的self-contained班级转入到正常孩子的班级，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智力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了智力之外想要更好地融入，还需要心理上的成熟和行为行动上的匹配。在Dr. Kaleena看来，Lawrence在社交和情绪控制上还有待提高，所以她的最终结论：建议Lawrence去融合班并接受每周两次的OT和ST。
调解拉锯战
在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中，解决争端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情况，家长可直接致电所在州教育部的Exceptional Services Division，正式提出投诉，投诉后一般情况下case将会被调查，并在60天之内告知家长调查结果。
第二种情况是Mediation方式: 如果家长觉得第一种方式不起作用的话，可以在家长和CPSE administrator同意调解的情况下进行调解。调解由一位中立第三方的调解员主持。调解员主要的职责是帮助家长和administrator达成双方都接受的结果。双方签字同意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应。
第三种情况是Impartial Hearing，
即当事双方在IHO (impartial hearing officer) 面前陈述案件并提交证据佐证，同时驳回对方的证据。IHO不是教育局的雇员，他们是经过专门培训来听证和裁决特殊教育案例的专业人士，IHO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三种方式是没有顺序的，但通常都会从最简单的开始。
我们的律师Mellisa不走寻常路，她一上来就直接递交了request for impartial hearing。这一招直接让Gypsy措手不及，Gypsy没想到我们真的递交了诉状。市教育局也不想摊上官司，于是几天后我们收到了邮件，市教育局想通过resolution meeting的方式解决争端。
Resolution meeting是律师在递交了诉状之后到impartial hearing正式开庭之前双方(家长和CPSE administrator)协调解决争端的最后机会。
市教育局说他们将派一位叫Philip的representative协调resolution meeting。几天后在Philip的见证下，我们和Gypsy再次进行了一次通话。我们不想因说错话被抓住小辫子，所以这次通话由律师全权代表发言。
律师再次表达了对Gyspy所做决定的无法认同和强烈不满，并且电邮了新的证据 – Dr. Kaleena的报告。Gypsy表示要阅读了报告后再决定。
几天后律师Mellisa通知我们，Philip已经签了Lawrence的stay put，有了stay put的保护，说直白点官司拖得再久也不怕。
当家长对新IEP有争议时，可以行驶stay put权利。Stay put保护Lawrence在解决争端期间按照上一年度签字同意的IEP—也就是2019年4月份签字同意的IEP，继续接受特教服务，直至家长和CPSE administrator达成新的IEP 或IHO做出裁决。
Gyspy看到Dr. Kaleena的报告对自己不利，又给我来电说要直接和Dr. Kaleena通话，叫我尽快去医院签 *HIPAA Privacy Rule 同意书。
*HIPAA Privacy Rule 规定医疗机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患者的隐私。未经家长授权，Dr. Kaleena不能擅自向第三方Gyspy披露或讨论Lawrence的病情。
不停地重复测评
虽然Gypsy无法说服Dr. Kaleena，可她还是不死心。紧接着她就给Lawrence安排了OT测评和DACY-2 测评。其实这两个测评Lawrence之前都做过，但Gypsy还是坚持要求Lawrence重新测评。
OT测评是线上进行的，按照测评师的要求，提前准备好所需的玩具。但家里能找到的玩具都是孩子玩过千百遍的，以至于测评的时候Lawrence表现超好，所以测评报告的结论也是可想而知。
DACY-2 的测评被安排在学校会议室。测评开始前我们见到了School Psychologist Ms. Shauna，她告诉DACY-2的测评由Gypsy委托的第三方测评师Lisa来进行。
测评时，Ms. Shauna全程坐在角落里观察Lawrence的一举一动，她观察到Lawrence有sensory issue，全程不停地舔口罩，口罩舔湿了就会要求换一个，整个测评下来一共换了6个口罩。此外他还有语言使用受限的问题。例如：当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时，总是傻傻重复一句 like this？like that？
Lisa的测评结果和Ms. Amy的测评结果大同小异，所以我觉得Lawrence的行为问题没办法通过标准化测评来反应。这也是为什么按照标准化测评结果他可以去普通班级，而现实却是适应融合班都困难。
行为观察报告
Ms. Shauna提议class observation也许能更好地反应Lawrence的行为问题，但做class observation需要送他来学校。
当时作为妈妈，我心里非常纠结。到底是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送他去学校，还是让他继续待在家里？待在家里虽然安全，但tele-therapy效果不佳，又不忍心让他错过干预的最佳年龄，最后只能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因为有stay put的保护，2020年9月7日Lawrence重回12-1-2的班级并继续接受每周两次的OT。
这之后School Psychologist Ms. Shauna会不定期去Lawrence的班级观察他的行为表现，通过记录时间内问题行为发生的次数或频度来判断问题行为的严重性，最后Ms. Shauna把它们汇总成class observation report (下表)。
行为观察报告再次确认了Lawrence存在冲动行为的问题。他乐于参加班里的各项活动，尤其喜欢每天的讲故事环节。但他会在老师讲故事的过程中不举手，脱口而出答案。虽然在经过老师提示后，他会举手，但只要老师没有及时点他的名，他马上情绪就上来了，甚至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情绪崩溃。
在这期间，我给律师打电话告诉她我的担忧：万一resolution meeting的结果不理想，真上法庭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有多大？律师说没有从12-1-2班级直接跳级到正常孩子班级的先例。
Declassification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在这之前CPSE administrator必须对孩子重新进行测评，确保孩子是真的不再需要特教之后才能送到普通班级。在转换过程中，CPSE administrator也有义务和责任帮孩子安排合适的新学校或班级。
Resolution Meeting
在我们收到Lawrence的行为观察报告的几天后，Gypsy再次来电说愿意和我们开一次resolution meeting进行协商调解。于是在2020年10月12日，我们再次和Gypsy开了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由Ms. Shauna主导，她首先概述了一下她捕捉到的Lawrence的问题行为，紧接着提出了她的建议：融合班+每周两次的OT和两次的group play therapy。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Gypsy听完后竟然全盘接受了Ms. Shauna的提议，并且干脆利落地当场拍板，整个决定用时不到10秒。“I approve this IEP”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为了这句话我们折腾了大半年。
10月15日，我们签字后的新IEP正式生效了。Lawrence继续留在Parsons Preschool，但升级去了融合班。一个月之后律师Mellisa打电话来询问Lawrence在新班级里的表现？如果我们对新的IEP满意，她就帮我们撤销request for impartial hearing，然后顺便结案了。
经验总结
1、学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在Parsons Preschool 上学的孩子大部分来自27和28学区。Ms. Amy说27学区的我们不是第一例被administrator 滥用权力不公平地终止IEP的。而28学区的孩子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究其原因是27学区孩子的家庭平均收入较低，面对不公时很少有家长会请律师维权。学区administrator Gypsy之前确实有过几例所谓的“成功案例”，直到遇到了我这个“有钱有闲”硬是要和她杠到底的“杠精”。
2021年6月，Lawrence正式从Parsons Preschool毕业， 彻底告别了CPSE项目而转到Turning 5 kindergarten项目。我们也是吸取了教训，申请kindergarten时用了我父母28学区的地址，这回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走个过场，28 学区的administrator 很爽快地就给了融合班和每周2次OT 的IEP。
( 在公校读kindergarten的Lawrence和他的小伙伴们)
2、IEP是由家长、district administrator以及特教老师三方共同开会决定的。
三方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同样的话语权。大家千万不要因为administrator是政府教育局代表就惧怕。
3、个人认为district administrator 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明明是Gypsy建议我们去看儿童发育行为医生，我们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并且提交了Dr. Kaleena的报告。一看到医生的报告对我们有利，马上就变脸不相信专业医生的报告，还要打电话和Dr. Kaleena争辩。
Ms. Shauna的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行为都不是新的，这些都在我们和Gypsy之前的通话中或特教老师提交的报告中有所体现。不知道Gypsy为什么之前态度如此强硬，然后看到Ms. Shauna的报告态度180度大转弯，不停地称赞Ms. Shauna的报告写得好真实反映了Lawrence所有的问题。
Gypsy不想给IEP的时候就死掐着t-value不放。当她想给我们IEP时，却不顾OT 测评报告中的t-value的数据， 还是批给Lawrence每周两次的OT。
打脸也来得太快了(#^.^#)
4）最后说一下律师和律师费。律师Mellisa的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倘若不拿起法律这件“武器”，光凭我们的嘴是没办法让Gyspy改变决定的。
从最初律师接手到达成和解的费用是＄6,000。如果和解未果，官司打到Impartial Hearing，律师费就要上五位数。但如果赢了官司，Impartial Hearing期间的所有律师费均由教育局支付。
我借这篇文章整理一下自己魔幻的2020年。虽然我们亚裔是少数族裔中的少数，身单力薄。但当自己合法利益被侵害时，请大家拿起法律的武器，不再沉默做“哑裔”。
作者简介：
L&V麻麻，手握一对ASD哥哥Lawrence和NT弟弟Vincent组合。通过分享老大的日常点滴，努力向社会公众科普自闭症，希望每个“来自星星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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